范蠡對道家黃老之學的理論貢獻

摘要:范蠡是道家黃老之學的先驅,是老子的原始道家向戰國黃老道家分化的關鍵人物。范蠡繼承了老子的天道觀,并創造性地引入了“陰陽”的觀念,他提出的“天道陰陽”的思想,成為后世黃老學標志性的理論內容。范蠡援陰陽入人事,是對陰陽理論的一個重大拓展。在具體操作的層面上,范蠡提出了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時”論和“因”論作為“天道陰陽”的方法論,使得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在社會政治領域具有了廣泛的應用性。戰國時期的黃老道家沿著范蠡的理論方向,發展出以“因天時”和“因人情”為主要內容的“因循”思想,成為黃老道家最為重要的方法論。

近些年來,隨著道家研究的擴展和深化以及簡帛新文獻的不斷出土,黃老之學成為了一個持續的研究熱點,學者們在深入探討黃老之學的思想內容的同時,也在致力于黃老之學發展線索的梳理,其思想源頭的情況如何,自然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黃老之學作為道家的一個流派,其最初的源頭當然是老子,但是春秋時期老子的原始道家思想同活躍于戰國時期的黃老道家的思想畢竟是有著明顯的差異,老子的思想是如何發展出黃老之學的,這其中必定有著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和關鍵人物。于是,范蠡這個人物很早就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學者們注意到,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中的一些思想同《國語·越語下》記載的范蠡思想之間相似程度很高,再聯系《管子》、《文子》、《鹛冠子》等傳世戰國典籍中的相關黃老思想,可以顯現出一條連續、清晰的發展線索。于是一些學者傾向于認為,范蠡在道家思想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他的思想是老子的原始道家向黃老道家轉化的關節點。例如,李學勤先生指出:“《越語下》所述范蠡的思想,顯然是應該劃歸黃老一派了。”陳鼓應先生認為:“范蠡上承老子思想而下開黃老學之先河。”王博先生也提出:“范蠡的思想可以說正是所謂黃老之學的雛型。”魏啟鵬先生也認為:“范蠡學術思想,已略具黃學與老學之長。”這些論斷的提出至今都已經不止二十年了,而且當初的論證也不夠充分,這二十多年來,范蠡和黃老之學的關系問題的研究也沒有取得進展,范蠡作為黃老之學的先驅人物,可以說仍然停留在二十多年前的判斷和認定的狀態。

本文擬接續以往的研究,以老子思想為參照,具體論證范蠡對黃老之學的理論貢獻。

  一、天道陰陽——黃老之學的天道觀

以天、地、人為一體,推天道以明人事,是道家特有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實際上就是把天、地、人視為一個整體,認為它們遵循著共同的法則,其要旨在于模擬天地之道,為社會、人生提供行為指導。《老子》中雖然多次論及天道,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第79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第9章),“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第77章),“天之道,不爭而善勝”(第73章),“天之道,其猶張弓與”(第77章),“天之道,利而不害”(第81章),但都是用擬人化的手法描述天道的特色和品格,實際上是老子心目中的圣人的特色和品格,卻沒有提出天道的具體內容和表現。因而老子的天道其實只是一種供人學習和模擬的理想狀態,總的來看還比較抽象和籠統,效法這樣的天道缺乏可操作性。

范蠡繼承了老子的思維方式,接受了人事必須效法天道的基本原則。范蠡的貢獻在于,他創造性地引入“陰陽”的觀念,提出“天道陰陽”的思想,對道家的天道觀做出了關鍵性的推進。

《國語·越語下》載范蠡之言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后則用陰,先用則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后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強以御,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在這一段文字中,“天”已不再是飄渺的、抽象的存在,而是被徹底還原為自然之天,表現為陰陽、日月、四時等自然現象,“天道”也就表現為“常”、“極”、“數”、“紀”、“節”、“法”、“微、明”、“贏、縮”等可以觀察、把握的自然節律。在范蠡看來,人在“天道”面前,唯有采取順應的態度,“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才能得到有利的結果。

范蠡的天道陰陽思想在《越絕書》中也有豐富的記載。《國語·越語下》記載范蠡之言日“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這同老子對天道的表述如出一轍,看不出天道的具體內容是什么,但在《越絕書·吳人內傳》中,我們看到了對這句話的闡釋,展開了天道的具體內容:“臣聞之: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言天生萬物,以養天下。螺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日: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也。”在范蠡看來,“天道”最善于“持盈”,“持盈”即把握好“盈”的尺度,其要訣在于“盈而不溢”,具體內容就是“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使得“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不失其常”。在《吳人內傳》中,與“天道盈而不溢”對應的是“人道不逆四時”,范蠡曰:“人道不逆四時者,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謂也。”雖然“不逆四時”是“王者以下至於庶人”都必須遵循的普遍法則,但對于古代的思想家們來說,重點無疑都是“王者”,是說給君主們聽的,能做到這一點的就是圣人,這就是《越語下》所說的“圣人因天”。《越絕書·外傳枕中》也反復強調:“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圣主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

天道的運行固然是“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有其“常”和“紀”,但范蠡認識到陰陽的贏縮消長也有反常的時候。《越絕書·外傳枕中》載范蠡答越王問“陰陽之治”曰:“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菱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為不行。”陰陽運行的“一時失度”就會打亂四時之序,“夫陰陽錯繆,即為惡歲”,范蠡認為這屬于純粹的自然災害,是人力無可奈何的。但范蠡進一步認為,有的自然災害是人為導致的,是人的行為特別是君主的政令違背和擾亂了陰陽運行的自然節律而引發的,所以他特別對君主提出了警告:“夫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轂不登。圣主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絕書·外傳枕中》)這里所謂“四時不正”,顯然是指君主未能“審于四時”、“順于四時”的政令。范蠡的這一思想十分重要,是后世黃老學陰陽災異理論的濫觴。

在范蠡之前,陰陽觀念只是被用來解釋天地運行、四時更替和星隕、地震等自然現象,尚未與人類的社會活動聯系起來。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只是指出陰陽在自然萬物中存在的普遍性,萬物都是陰陽的和諧統一,并沒有把陰陽用于社會問題的思考。而范蠡對陰陽的論說相當集中,而且主要是以陰陽論人事,尋求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范蠡援陰陽人人事,是對陰陽理論的重大拓展,對后世陰陽思想的發展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戰國時期的陰陽理論沿著范蠡開拓的方向不斷豐富和深化,并同五行理論相結合,最終發展成陰陽五行。

把陰陽引入天道,是范蠡對老子天道觀的重要轉向和發展。老子十分重視天道,他雖然說過“不窺牖,見天道”,但這個天道究竟具體是什么?老子并沒有說出,在老子那里,天道其實是一個讓人效法的抽象的存在。范蠡把天道落實為陰陽四時,天道就成可以觀察和把握的具體的存在,順天道就具有了可操作性,可以落在實處。老子提出效法天道,可以說是一個總的指導原則,范蠡把天道具體化為陰陽四時的運行節律,則是為這個總的原則的落實提供了實施細則,因為陰陽四時的運行節律畢竟是可以觀察和把握的。

范蠡是歷史上第一個系統闡述天道陰陽理論的思想家,首開運用天道陰陽理論成功指導軍國大事的先河,這對于后來的黃老之學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天道陰陽的理論為黃老之學各項理論內容的展開提供了天道觀的根據,后來的黃老學者無不沿著范蠡開辟的這一方向論說治國之道,天道陰陽遂成為了黃老之學的一個特色理論。從《國語·越語下》和《越絕書》,到帛書《黃帝四經》,再到《管子》和《鶚冠子》,再到受黃老之學影響的《呂氏春秋》,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發展線索。范蠡第一次把陰陽觀念引入天道,天道陰陽思想的很多內容都是他獨創的,例如天道的具體內容就是陰陽四時的運行節律,君主必須依據陰陽的運行節律決定自己的行動,違反陰陽節律的錯誤行為會干擾陰陽的運行從而導致自然災害,等等,這些都被后來的黃老學者反復申說。范蠡表述天道陰陽思想時用過的很多詞語,如“盈而不溢”、“天極”、“究數”、“贏縮”、“逆順”、“人主”、“人客”等,在帛書《黃帝四經》、《管子》中都反復出現。《國語越語下》和《越絕書》中的某些語句,在一些后世的黃老著作中也都可以見到。范蠡的天道陰陽思想成為后世黃老學標志性的敘述方式,此足見范蠡對黃老之學天道觀的重要貢獻。

  二、“時”論與“因”論:黃老道家的方法論

人事必須取法于天道陰陽,這一原則為人們的社會生活特別是政治活動提供了天道觀的指導,不過要為人們提供有效的具體指導,還需把這一原則進一步轉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論。在天道陰陽的理論中,范蠡對“時”和“因”兩個范疇有深刻體悟,并在輔佐越王勾踐滅吳霸越的政治軍事活動中成功地運用,形成了“時”論和“因”論兩種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方法論。“時”論和“因”論被后世的黃老學者所繼承、運用和發展,成為黃老之學重要的方法論。

“時”論的精義是善于把握時機。從哲學理論的高度認識“時”,可以溯源于老子。《老子》第八章中提出“上善若水”,以水之性喻指上善之人的德行:“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這里的“動善時”,不宜輕易地理解為善于選擇時機。這是因為:其一,老子的“動善時”,更多地突出的是自然無為的意義。《莊子·天下》篇所述關尹、老聃之學有助于正確地理解老子的本意,其言曰:“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老子的“動善時”正是以水為喻,足見其本意乃是不先物而動,即自然無為。誠如蔣錫昌《老子校詁》所言:“其實老子所謂‘動善時’者,非圣人自己有何積極之動作而能隨時應變,乃圣人無為無事,自己淵默不動,而一任人民之自作自息也。”其二,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所述道家“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時變是守”,在順應自然的前提下,增加和突出了“應變”或“時變”的義項,所指的顯然不是老子所代表的原始道家(《老子》中沒有一次提到“變”),而是后世演變和發展了的道家思想。這樣的道家思想,正是從范蠡那里才開始逐漸成熟的。

在《國語·越語下》中,范蠡亦稱“時”為“天時”、“天節”,對“時”的把握,則有“隨時”、“守時”、“因時”、“從時”等多種表述。具體來講,則有兩種情況。其一,在時機尚不成熟的條件下,只能耐心等待,而不能輕舉妄動,否則必將招致“天殃”。如“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又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韋昭注日:“攻者為客”、“先動為始”。其二,一旦時機成熟,就必須及時把握,立即行動。對此,范蠡有極為生動的表述:“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一旦誤了時機,同樣也會招致失敗:“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得時勿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后將悔之”。這里的“時”,都是從“天時”出發,而事實上已經超出了“天時”的范圍,泛指一般意義上的“時機”。在這些深刻的理論認識的指導下,范蠡在伐吳的時機把握上表現出了高度的智慧和謀略,當時機不成熟時,他以極大的耐心說服越王勾踐待時并積蓄力量,而當時機一旦成熟,就即刻付諸行動,絕不遲疑延誤,終于滅吳霸越,成就了彪炳千秋的不朽功業。這里值得注意的是,范蠡所謂“時”,實乃“天時”與“人事”的有機統一,越王勾踐數次急于伐吳,范蠡先是止之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后又止之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并解釋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后乃可以成功。”可見,范蠡所謂“時”,乃是天人關系的關節點,體現了天、地、人一體的核心觀念。范蠡的“時”論,雖然仍是以天時為主要內容和表現形式,但已容納了人事的因素,因而具有方法論的普遍意義。

如果說“時”更多地是指“天時”,或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客觀情勢,人只能待時、守時、從時,而不能造時,那么,“因”這個范疇就更多地體現了人對“時”的認識、把握和運用,更多地體現了人的作用。雖然老子沒有提出和使用“因”這個概念,但范蠡的“因”論無疑與老子思想“法自然”的宗旨相合。“因”即依循、因任、順應,其基本原則就是順任自然。靜觀變化,待時而動,不違天時,排除妄動,乃是范蠡“因”論的精義,《國語·越語下》曰:“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范蠡將靜觀待時的思想從社會實踐的層面提升到天地運行變化的高度來認識,這就是“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天地之常”亦即“天地之恒制”,范蠡用陰陽理論解釋天地之“常”或“恒制”,使之具有了更為充實的內容:“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強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韋昭注曰:“死,殺也。刑,法也。殺生必因天地四時之法,推亡固存亦是也。”范蠡關于“陰陽之恒”、“天地之常”的具體內容,我們可以引證《越絕書》的材料加以進一步說明。《越絕書·外傳枕中》記范蠡之言曰:“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于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谷不登。”《越絕書·吳人內傳》亦載范蠡論“天道”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不失其常”,因而“王者以下至于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可見,天地陰陽之恒常,具體就表現為四時寒暑的運行更迭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節律,人的活動是否遵循此種自然節律,乃是吉兇禍福和成功與否的關鍵。這些認識是范蠡思想的精義,也是他對道家學說的重要拓展。

范蠡深觀陰陽二氣贏縮消息之變化,認為陰陽的消長決定了事物的命運:“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這就是說,當一個事物的發展還沒有達到它存在的極限時,它就有存在的理由,這時就不可勉強輕取,只能是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待其陽節已盡,方可取而代之。人的行為必須因循順應客觀世界的自然節律,范蠡將這一原則概括為“圣人因天”或“順天道”。不難看出,“因”論是對“時”論的合乎邏輯的理論推展,“因”同“時”一樣,也是天人關系的關節點。

“因”作為一個哲學概念的提出,是范蠡對道家哲學乃至中國古典哲學的重要貢獻。“因”這個范疇中強烈地貫注著老子天道自然無為的思想精蘊,“因”作為方法論的理論意義,在于它具有廣泛的應用性,在于它將老子“道法自然”的宗旨具體化,使其具有了可操作性,得以在社會政治領域擁有巨大的施展空間。“因”范疇的出現和“因”論的提出,是老子“道”的思想從形而上的層面向社會政治與人生的形而下層面落實過程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它甚至可以說是道家理論轉向的標志,是道家理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拓展。《史記·太史公自序》于六家中對道家最為稱道,雖然只有寥寥幾句話,卻多次提到了“因”,如“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因時為業”,“因物與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以虛無為本”即“虛者道之常”,講的是本體之“道”的形上性,“以因循為用”則是在形下的政治層面上講“道”的應用,也就是“因者君之綱也”。可見“因”作為方法論在道家學說中的重要地位。

范蠡的“因”論在齊國的稷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迅速的發展,成為稷下黃老道家理論中的重要內容。稷下黃老道家的主要著作《黃帝四經》和《管子》書中的有關篇章,以及稷下黃老道家的重要人物慎到、田駢等人的學術思想中,“因”都是非常重要的范疇。稷下黃老道家還用下定義的方式對“因”進行了理論上的概括,如“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管子.心術上》),“因也者,無益無損也”(《管子·心術上》),“因也者,因人之情也。”(《慎子.因循》)關于“因”或“因循”的理論,是黃老道家最為重要的方法論。“因天時”以及由“因天時”推展而來的“因人情”,是上述稷下黃老道家人物和著作中的重要理論內容,黃老道家的很多主張都是以這兩個命題為哲學根據和理論前提的。

《史記·太史公自序》論道家學說的宗旨,學界公認所言并不是老子的道家思想,而是后世的新道家,即漢初流行的黃老道家。特別是其中的“因陰陽之大順”、“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以因循為用”、“因時為業”、“因物與合”、“圣人不朽,時變是守”、“因者君之綱也”,這些表述同范蠡的思想十分吻合,是典型的黃老思想。我們有理由認為,范蠡是道家黃老之學的先驅,是老子的原始道家向戰國黃老道家分化的關鍵人物,對黃老道家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

0
分享到:
沒有賬號? 忘記密碼?
168彩票最新版本